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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得那是年的一天，棣花巩家湾我老表巩述理过一岁生日。母亲领着我们去祝福。因为丹江河水上涨，河面宽阔，没有桥，只能坐船过去。我还在母亲怀里吃奶。撑船的是我们自家人，我的伯父顺佰。我对他的高个子、大鼻子印象深刻。后来听母亲说，我们是从商镇堡子村逆行到巩家湾的。顺佰家住在我家的后门，也就是当中院。他为人憨厚老实，也会多种手艺。比如:打铁、做牛皮绳、还会熬胶。那时候，我们七八个小伙伴儿经常在他家看他打铁。我家后门口，有一条多米长的一条小巷子。夏日里，既通风又凉快。每到饭点儿，左邻右舍的村民都端着碗筷来这里乘凉，谝闲传。南边儿房檐下有一排摞放整齐的石头。人坐上去，又稳实，又凉快。乡亲们在这个聚会乘凉的地方，说家长里短，谝大事小情，非常热闹。我们这些小屁孩儿也就经常在这里玩。比如:我们玩泥巴，用泥来摔泥瓮、捏小汽车等。
每到夏天，天气炎热，吃过午饭，我们十几个小伙伴儿光着屁股，一丝不挂就跑到丹江河里游泳去了。记得有一年，还是槐花盛开的季节，天还有点儿冷，我们几个玩伴总在午饭后，老远就互相心照不宣，做个游泳的姿势，便偷偷地跑到丹江河去玩儿水，也叫打江水。河堤全用石头垒砌起来的，大约有一丈多高。有胆大的就不加思索地跳了下去，胆小的才慢慢儿下水试探。夏季，几乎天天如此。有时候，一天要去河里好几次呢。我们还拿着自制的铁条儿满河里打鱼，在石缝里摸鱼，尽情地玩着水，玩累了就上岸。大家都光着身子，上树摘着吃槐花，也不嫌刺儿，也不嫌脏，摘下来就吃。
那时候，村子里丹江岸边有四个石鳖，大家约定俗成，一号石鳖是女生玩儿的，二三四号石鳖是男生玩儿的，打江水、洗澡的地方。水是很清的，满河里都是人，妇女们都是晚上去洗，月光洒在水面，波光粼粼，夜晚的月色令人沉醉呀。一号石鳖，那里有一棵大柳树，有一个大水塘，那时候，家里都没有洗澡的地方，没有那个条件，全村人都在这里洗。那时也没有空调，人们可以在水中乘凉。河水中间，有一片河滩，那个河滩也就自然而然成了人们大小便的地方了。记得满河滩上都是粪便。人们走在上面，都小心翼翼，生怕踩到脚上。有一次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村里刘塬上的刘军福和周塬上的周金山在河滩上打起架来了。他们互不相让，在河滩上翻来覆去，两个人硬是把地上的屎，你给我用手往头上扣，我给你往头上扣，一片沙滩上几十堆屎，不大功夫，让他俩给扣完了。没有人上去劝架，一来嫌太恶心了，二来也是害怕把屎不小心扣到自己身上，只能远远地站着观望。当然，也有劝架的，可是他们俩哪能听得进去呀。
还有一次，发生在我身上的小事，至今想起来，都让我感到很窘迫呢。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，正是收麦子的季节，我哥周中礼收麦子回来后，一个人在河里洗澡降温。我们七八个小伙伴儿光着身子也去打江水。我却并没有注意哥在河里洗澡。我第一个冲在前面儿，嘴里大喊到:“河里有一只大乌龟。”然后，就不加思索地跳进河里去了。只见打得水花四溅，我吓了一跳，心想:哎呀，真是个二杆子，肚子都碰得有点儿疼了。逗得大家哄然大笑，而我看到哥的一瞬间，尴尬极了，我只有低头不语，因为我无意间竟然骂了哥呢，还好哥大度，很关心地问我:伤着了没有啊？
2
年，正是吃食堂的时候。在我家前面儿有一个大院子，里面住着五六户人家，就在那个院子里建起了高烟囱大锅台。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去打饭。做饭的厨师有李如林、刘玉江、刘新发等。我父亲周定民，当时是保管。因为他比较有文化，以前在洛南县政府统计科工作。只因为有一次，下乡回来汇报时如实汇报，比如:农村人生活苦焦、日子过得把作，等等。领导说，我父亲是右派言论，要隔离审查。我父亲一气之下便自动离职，回家务农了。后来，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我父亲，记得他每个月都能领取生活补助金呢！我父亲是一个爱学习，爱听广播，也爱看报纸的人。大队小队丈量土地都离不开他。他还打得一手好算盘，用手绘出了全大队的土地图呢。
当时，吃食堂是把每家的粮食收起来交到集体，比如:红薯片子等。家家砸锅，家里只要是铁的东西都要交给集体大炼钢铁，大队院子里盘着高大的泥炉子。那时人民生活非常的艰苦，用麦秆打成粉也能充饥。我才不到四岁，经常去食堂那里玩，几个做饭的厨师常逗我耍，偶尔也会给我吃些东西。大跃进时期，母亲也是天天上工。母亲名叫巩水芹，两岭村河对面巩家湾人，跟了父亲以后，生育了我们弟兄姊妹五个，她一辈子善良、勤劳、从不见发过脾气呢。她劳动的时候，要把我带上，很是辛苦。生产队要盖厂房，母亲担着笼担，去刘源上老四队的庙嘴子窑上，把瓦和男劳力一样，一担一担地担着出力流汗。我手插在连带裤子的胸前，跟着跑来跑去。记忆中，母亲还很年轻，头上扎着长长的两个辫子，高高的个子，只见她担着两笼子瓦，一次又一次地跑个不停呢。母亲也很疼爱我。记得我当时戴一顶红灯芯绒帽子，上面有一圈儿银碗碗儿，中间有个银老汉人儿。脖子上戴着一个银项圈，上面带着一个大银锁，还有很多小铃铃呢。我很淘气，也很幸福。母亲每次上商镇集回来都要给我们买好吃的，不是沙果就是梅子、桃子、杏子、白兔娃瓜等时令水果。所以，我每次都要在上场里等母亲，那里有一棵大四方柿子树，我就坐在树下等母亲回来。每次母亲回来都要从井里打一桶新水，把甜瓜放在桶里冰一个小时后取出来，用刀切成小牙牙，吃起来又凉又甜又爽口。
那时候，平常人们都穿自己家做的粗布衣服。冬天，我们只穿一件棉袄和棉裤。也没有衬衫和线衣，一冬下来，棉衣棉裤到处都是黑明垢伽，又破又烂。袄袖子上黑脏黑脏的，身上的虱子有时都能摸捉出来。大家都一样，谁不笑话谁。
记忆中，母亲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中年妇女，在家里可以说，是一个贤妻良母，当时母亲在生产队上夜以继日地劳动，爱加班儿干活儿，思想上也努力寻求进步，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。回到家里，还要做很多家务活，一日三餐、洗锅抹碗、织布纺线、洗衣服等。我还很小，只能给帮个忙，锅下搭个火。做简单的饭，有时帮忙洗锅。吃饭的时候，母亲总是吃少，少吃。我们也算是一大家子人呢。每次，母亲烙一个白膜，一个黑馍，母亲给父亲和大哥分多一点儿，因为他们在劳动，太辛苦，剩下的给我们分少点儿，给她留得更少一点点儿，并且是黑馍呢。
3
那时，我们也在托儿所上学，也叫幼儿园，幼儿园设立在十字路的北院，那时很幼稚，做各种游戏，唱各种歌曲。玩具很简单，有哨子、响棒槌、小鼓、小皮球等。游戏有传皮球、丢手绢儿、捉鸡娃，还有荡秋千、压油油、翻杠架、骑马马等。我们当时吃饭只有稀饭、馒头。唱的歌曲有，樱桃好吃树难栽、雄赳赳气昂昂、拔萝卜等。后来，等我到了七岁的时候，就开始上学了。一二年级是在戏楼和李家祠堂度过的。在一二年级时候，我总是爱打爱闹，不用心听讲。彭芝逢是我们的班主任。放学后，回家还要帮大人干点儿家务活，给猪掐草、洗锅、扫地等。冬天上学，每人提一个小火炉，早上起来，都要偷偷地把柜子慢慢掀开，生怕响动，不能让大人听见，装上两兜兜玉米，有时候，偷些红薯片子。放学后，同学们聚在一起，然后把玉米埋在热灰里，熟了以后用小木棍棍儿搅一搅，你争我抢，品尝着自己做出来的美味。那个时候，没有冰箱，没有电器，大人把好吃的馍馍等熟的食品，挂在空中的笼子里，每次偷得取过后，把挂在空中的篓子再用手慢慢儿地稳住，不让它再动，害怕大人看见了骂我们呢。那个时候，不像现在的孩子想吃啥都有啥，还害怕孩子不吃饭儿。那个年代，黑馍馍、白馍馍、做过豆腐的豆渣馍都偷得吃。红薯片相当于现在的饼干一样的东西。红薯、白萝卜相当于现在的苹果。糖精水相当于现在的饮料。稀饭上面的油油相当于现在的奶粉呢。家家户户不过年都吃的是黑面，早饭是蒸红薯，再坐一盆酸菜。条件好的，烧一点儿白菜玉米面汤，中午就是黑面、玉米面，红薯藤蔓稻皮子糠推成面，用柿子一拌再推成面就能吃。有的还吃树皮，上山摘冬青叶子、石兰子等吃。村子里有一个叫山正的人，爱说顺口溜，结果被批斗了好多次。他说:“哒哒滴，滴滴哒，社会主义好咋啦，稻皮子红薯蔓，把人吃得拉血串。”还有人说:“毛主席万岁！灌油先让我站队。”那时候，灌油买洋火都要站队，一次只给供应一斤半斤。记得，还有一位老年人说:“给他三个白馍，蘸着尿水他都能吃下去。”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米饭，平常吃米饭是用酸菜炒，只放一点米，主要吃酸菜。下雨天没雨鞋穿，都是光脚丫子，平时大多数，都穿得是草鞋。在学校里，本子翻过来写，翻过去写，为了省点买本子钱，老师带我们到操场用粉笔坐在操场上写。当时，学校还养了好多的羊、兔子，课余时间我们轮换着放羊，把羊赶到河堤上一边儿放羊，一边儿割草。回来时，背上一捆草到学校。那时候，一学期费用大概就是几元钱，剩下的是学校和国家来解决。学校里的各种活动多，比如说，五一节、五四节、六一儿童节、元旦都要升国旗。搞活动时各种彩旗都有。文艺演出时锣鼓喧天，演出好多小节目。例如:王二小、张高天、刘文学等。也有跳高、跳远、篮球、乒乓球、跳绳、拔河等文体活动。还有帮红军烈属拾柴，帮忙干其他活儿等。放假了，星期天要帮家里干活儿，那个年代不管大人和我们大一点儿的孩子没事儿都要拾粪。大人担笼担，上集一样，拿着小铲子，提着粪笼，拿着小铲子或者小锄子到处拾粪。转街道串巷子，下河里上沟里，走到那里拾到那里。拾了粪，生产队还给过称记工分儿。特别是冬季稻田里锄麦苗子，男女老少几百人，没有厕所，人们就到河堤背后去解决大小便的问题。我们七八个小伙伴儿躲在河堤背后。等到他们解决好了，我们就争着去拾粪，争先恐后呢。现在，时代变了，人见了粪便，老远就避开了，唯恐躲之不及啊。我们一伙儿，当时提着满满一笼子粪，心里很高兴，边玩边拾，有说有笑的。记得有小先、我、叔平、帮娃、述鹏、述侃等。我们还做过一些出格的事呢。比如，我把雷子炮绑个结儿，摔到粪里，让叔平和小先去点，一点就爆炸。可想而知，两个人满身满脸都是粪便，逗得大家又哭又笑。还有一次，我亲眼看见，水沟河村的一位大爷，上商镇集回来，用一页瓦片端了好大一堆屎。他的一只手还拿着二尺长得铜烟袋，边走边抽烟，逗得过路的人又想躲避，又想看，又感觉真好笑呀。
4
随着我年龄慢慢的长大，五六岁的时候，县上有社火表演。我一个人就偷偷地跑去看热闹，也没吃饭，也没装钱，那时家里也没有钱。两岭村到县城，来回要40多里路程要走。走到县城，也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呢。西河的街道上，有几个人拿着小铁锨，还有尿勺，跟在大猪的后面儿，一直跟着猪走。我便感到很是诧异。后来看见猪拉尿拉屎。才突然明白，他们是在接猪尿猪粪。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太胆大了，现在五六岁的娃上学都要人接送呢。当时，回来的路上，我又饥又饿，眼前发黑。到商镇老君殿，跑到路边儿一户人家里，大娘给我喝了一大勺冷水，然后才又继续往回走，到家后实在没力气了，母亲气得又打又骂。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碗糊涂面，撑得我肚子疼。那是我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。
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次，就有了第二次，第三次……。后来，我经常去县里玩。有一次，听说县里要枪毙犯人周树友。还是我一个人跑去看了，当时我跑到车跟前，看见他是个光头，仰着头，瞪着大眼，被人按在车栏杆上，跟着卡车，跑到丹凤县城花庙背后，那里人山人海。他被枪毙以后，人们疯狂地跑去看热闹，真是太危险了。有几次，我险些被人流拥倒，害怕极啦，一旦倒下被踩踏，那就有生命危险。
我六岁那年，不幸得了一种奇怪的病。那天下午队上放工回来吃完下午饭，晚上加班儿推磨子，那个年代都是用石磨子推粮食，用石碾子推稻子。那晚上，我们一家人都在推，时间长了，大人送我回家睡觉，后半夜我突然觉得有两个人压在我身上，惊醒后发现两个人骑在身上，瞪着眼，当时我喊：鬼来啦，鬼来啦！两个人影马上跑到窗前，还一直在晃动。
父亲母亲被惊醒后，问我：咋啦？我说，窗门前有两个鬼，但她们是看不到的。我去尿桶小便后，刚要上床，那两个人影跑到床边，啊的一声，吓得我又喊又叫。从那以后，每天晚上睡觉都是如此。从此，我就在这恐惧中生活了两年之久。白天觉得满身被人抓，两位大人也很着急，抱着我四处求医问药，让好多医生给我看病。父亲是不信鬼神的，也没办法。母亲给我枕头下放桃木棍子，说是辟邪呢。可是一到晚上，天一黑，我就不敢出门了。父亲领着我，医院治疗，医院，我能记得医生给我做了粪便等化验。医生说，是身体虚弱，也是一种幻觉。大了以后就好啦，开了一些药。但是，还是没效果。后来，想明白了，才知道，原因可能是，之前队上死了两个妇女。我也去看了。年长的人说，是我看了死人，被鬼缠身了。那是一种迷信的说法。后来也看了好多医生，也没有效果。渐渐地我长大了以后，就自己恢复正常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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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到我七八岁时，我们一伙儿，经常去县城蔬菜门市部买笋瓜，二分钱1斤，一个大的就20斤左右，每次去都买一个大的，扛着回来。现在八岁的孩子还让大人接送上学，可那个时候，父亲让我和他步行去80多里远的铁峪铺二伯父家所在村子里去换粮食。父亲给我在背上绑了30斤重一袋米就出发了。下午，到了铁峪铺以后，走得我脚疼手疼，浑身都疼，第三天又背着30斤的黄豆返回。回来以后，我差点儿哭了，脚上打了好几个泡，浑身到处都疼。在那个年代，大人天天上工，基本上都把娃锁在家，人就上工干活儿去了。放工回来以后，有的孩子都从床上掉地下了，有的哭了睡，睡醒了哭，眼睛的眼屎多，鼻涕流得满脸都是，大人忙得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管好孩子。我们大一点儿的娃们整天淘气侵人，不是打架就是害人。前村和后村的娃们分成两派打仗，用小石头、土蛋蛋、有的用弹弓、有的用玉米杆儿淘个洞洞把石子摔得很远。有几次，我的头上都被石子打得起了包。还有几次都被打烂流血了呢。白天，我们到四方岭上树吃蛋柿、摘核桃，或者就跑到堡子的桃园村偷摘人家的桃子和梅子。在当时，家里没有电视，没有电脑，人们没事儿都在外面游门子谝闲传。小孩子在外面儿打打闹闹，做游戏，玩捉鸡娃，做迷藏，有时拿农业社喊话的铁皮话筒搞宣传。也没有灯，点的是煤油灯，我们在学校宣传毛主席语录、元旦社论等。大家分工合作，报词的报词，拿灯的拿灯，喊话的喊话。结束后，又要拿上手电筒，满村跑得捉麻雀。家家户户都把红薯蔓子，挂在房檐下面墙上，冬天麻雀大多数都窝在里面取暖休息，用手电一照它们就一动不动了。一晚捉几十个，第二天把炮塞到麻雀的屁股眼儿里，点着，等他飞到高处就爆炸了。现在，想想我们玩得有点残忍呀。捉到老鼠也一样，塞一个雷子炮到老鼠屁股，老鼠跑着跑着就炸飞了。一天不是去河里拿铁条打鱼，就是河堤上捉毛老鼠，或者上树掏鸟窝，槐树有刺，很扎人，得爬上去把掏的蛋放在口里才能慢慢儿下来，有一次掏了两只小鸟，拿回家慢慢的养大玩。在村里还搭过人梯掏鸟呢。记得周叔平每次打到鱼就生吃。那时候，没事儿就到处浪荡，感觉很热闹，没有出外打工的人，人和人之间差别不大，感情深，人与人之间都是真情，你给我家干活，我帮你家干活。不论干啥，都是互相帮忙，互相帮助，从不说钱，谁说钱就和谁急眼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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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子里过年过节都要唱大戏。记得有一次，阴历六月二十九，村里过送夏节，来的所有领娃的客人，主人都要给娃烙互联馍（一种花馍），一烙就是十几个呢。队上杀猪卖肉，还有外村人来我村里卖各种菜，如:豆腐、茄子、西红柿、豆角等等。就和商镇集市上一样，热闹极了。中午和晚上，还唱大戏，记得那天中午唱的是秦腔《三世仇》，本来天很热，人们都穿个短裤，光着身子，我们小伙伴儿们也跑来跑去，打打闹闹。当时，有个叫西良的伙伴儿追着一个叫老五的伙伴玩耍，一下子没忍住，放了一个大响屁，裤子和腿上的稀屎流满了，逗得看戏的人乱笑，大家连看带笑，让他尴尬极啦。他又怪又羞，一下子钻进水渠，红着脸，洗起身上来。
只有过年才能穿新衣服，平时就穿草鞋和粗布衣服。拜年就用小圆笼，拿12个至20个馍不等，三捆挂面或者6捆挂面，条件好的就几块钱的酒、红砂糖、蛋糕等作为拜年礼物。压岁钱是一毛、两毛、五毛，最多的是一元。
一到腊月，大家就开始置办年货、砍柴、推米、磨面、换豆子、割肉。猪肉膘要越厚越好，最好是一手板那么厚，猪膘薄了没有人要。买回来炼猪油。那时候，生产队一年每个人才给分不到1斤油，炼的猪油将就着能吃一年。平常炒菜，没有菜油，剥几颗蓖麻籽，放锅里用铲子压碎，或者砸一个核桃，剥出核桃仁一压，就可以炒菜了。黑面馍馍、红薯面馍馍吃得多少人拉不下呢。腊月集上，母亲每集上都要背着大米去大峪沟散叉那儿，进行粮食交易，山里人没有米，坪里人没有黄豆，1斤大米换1.5斤黄豆，能换2斤包谷，1斤米换1.5斤红豆子，我也每次跟着母亲去玩儿。
腊月二十三左右，也就忙开了，要打扫厨房，房上房下齐齐打扫，去大峪沟的马拉沟半山腰挖白土，只有那里有，每年我们担着笼担，用小锄子一点点地挖。担回来以后，泡上水，搅一搅，就可以刷墙了，用长长的棍子绑个笤帚，由上面往下面刷。
腊月二十六左右，开始做豆腐，基本上大多数人，都要在队上饲养室里面儿养牛的地方做豆腐，因为那里面有一个大大的铁锅，方便大家操作。每年冬里，家家户户也在这里窝酸菜，窝的是萝卜缨子、白菜叶子弄的酸菜，而且能吃上半年呢。做豆腐，一做就是半夜，等豆腐做成功了，我们也就开始吃锅底了，也叫豆腐网子。豆腐抬回家后，每年母亲就切一大块儿，用葱和醋一拌，一家人坐在一起，分享豆腐的美味。
接下来腊月二十七至二十八左右，开始蒸馍。一般一次要蒸几十斤面，一半白面一半玉米面混合在一起，有肉包子、有花卷儿、有糖包子、有鱼、有献祭馍等。从早晨起来，要蒸到中午，共计要吃一个正月呢。因为村里人说，正月不蒸馍。三十晚上更忙，炸油糕、炸豆腐、煮大肉、包饺子，忙完就快天亮了。我们小孩儿一夜不睡觉，等着啃吃骨头肉。偶尔大人也给一块儿瘦肉吃呢。也能吃些油糕、油炸豆腐。因为只有到了过年，才能吃上豆腐吃上肉。
每年过节，我都要去巩家湾接姑姑和外婆来。因为她们脚很小，三寸金莲脚，不方便行走，冬天他们爬着过桥，夏天我背他们过河，姑姑住几天就要回去。外婆一住就是一个月、两个月，帮妈妈纺线织布，外婆那时已经70多岁了。
外婆每年9月20生日。有一年，外婆过生日，母亲花三元钱，给我买了一双雨鞋，结果一只在去外婆家过河时掉水里了，大家都跑上跑下找，第二天又找了一天，都没有找着。那时基本都是下雨天不穿鞋，一天一个工才分到一毛钱或几分钱，真是太可惜了。
当时，丹江河经常上下行船，一来就是几十艘，我们经常跑到河边儿，欣赏看热闹，车路上也时常从西安下来的马车，一来也是几十辆，有大骡子马，也去看看，看完了就提个笼子，拿个小铲铲，上四方岭给猪掐草。到地里后，有的就开始摔跤，有的就上树摘核桃吃，柿子成熟了就摘蛋柿吃。我们跑到惠家沟摘豌豆吃，又淘气又害人，一天日子过得无忧无虑，好是天真呀。
到了夏季，家家都没有空调，也没有风扇，手里都是拿一把扇子。胳肘窝夹一个席片子，到大队大场里乘凉，有的娃们干脆睡在地上，睡一夜，有的在树上搭个凉架，人山人海。有唱歌的、有讲故事的、有说谜语的、有拉二胡的、有吹笛子的、有谝闲传的，好生热闹。下雨不上工时大人在家里面打草鞋，我们就给捶草、摘红薯叶、吃菜、拐线、学习。闲了，和伙伴儿们出去打牌、打纸包、丢窝等游戏。
到学校后，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，学工学农学军，也学打草鞋，造炸药，栽树种地。那时，大队也给学校分了几块儿地。编笼子、修梯田、挖地道，给红军烈属帮忙担水、抬水、扫地。
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整天写大字报，批判走资派。邢俊明是校长，黑老大。记得，老师让榜娃和小先上去拉邢俊明的胳膊，邢俊明是大个子，身材很魁梧，他高喊道:“无产阶级专政万岁！我没有错！”手一举，一下子把他俩给举起来啦！当时我们是分两派，一个文战部，一个刺刀见红。放学后，我们拿着水壶和小碗儿，去官路畔和车路上，给串联的红卫兵送水。他们也给我们发一些毛主席语录得小纸片儿。走到哪里，都要背老三篇、毛主席语录。那时候，我老三篇全都背过了。我还能背多条毛主席语录，还有毛主席诗词。
有一次，生产队上在外地工作的周金成回乡（那时外地工作的人回乡，娃娃们都去看，想吃发的糖）。当时，他说谁能背下条毛主席语录，就给发一本红皮毛主席语录和一枚纪念章。我当时就一口气背下多条。他立马给了我一本儿语录和纪念章，我高兴极了。当时是潮流，手捧主席语录，胸前佩戴一枚纪念章，是一个标配，别的人都没有。一般人只是戴着用红漆刷的铁皮上面写的是为人民服务的牌牌。每天晚上去这个村，那个沟，还有镇上，县上到处去看电影。
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我们村里有两派，一个临委，一个联总。临委势力大，住在两岭村小学，号称是前哨指挥部。有一晚上，棣花猛虎队0多人来攻打小学，他们用梯子头顶玉米杆进攻。但是临委的人有着优势，举高临下，冲锋号一吹，整摞整摞的瓦、石头往下扔。他们冲锋了好多次都无法突破，他们被打得头破血流，0多人灰溜溜地逃跑了。那晚上，整夜号声冲天，瓦片石块，响声震天，给人们带来了恐惧，宁静的夜晚，人们在睡梦中被惊醒。母亲整夜哎哎哎的叫唤，让人很是心疼呢。
那时候，晚上经常跑得去撵场子看戏，白天我们一伙儿，十几个人，记得应该是中伏天，每人背个背笼，拿着锄头、水壶，浩浩荡荡地出发去大峪沟挖药材。上东沟串西沟，上大寨顶，闯虎山老虎沟，天子平顶、腿畔沟、银洞沟、长沟、刀背梁、蛇蛛梁、八里石、拴马桩等。几十条沟汇聚在一起的山顶上，到处流落着我们的汗水和脚印儿。一般药材的品种有苍术、桔梗、沙参、天冬、穿地龙、玉竹、麦冬、八月炸等。我们都学会了分辨这些药材。有一次，在八里石岩上发现了大片的八月炸，那是我们挖得最多的一次。当时卖了20元，相当于现在的几百元呢。有一次，我们刚上到坡顶，突然狂风大作，乌云翻滚，电闪雷鸣，倾盆大雨，顿时我们是又怕又吓，坡上又滑，也害怕触电，连爬带滚就下坡了。每次，挖药回来还得收拾一下，用火烧，用刀子削。有的还得蒸，晒干后送到药铺，当时收药是一个叫老陈的老头儿，他要放称台上称一称，他手一敲，头一摇，账就算出来了。卖完药，我们就一块儿去饭店吃一碗大杂烩，0.3元一碗，或是吃一碗臊子面，才0.25元一碗。吃完后，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我一生爱劳动，在小学时，我就攒了多块钱。
还有一次，我和榜娃去大峪沟接大人砍柴回来。我们背着背笼，走到河滩，拾了一匣子火柴，拿上，边走边玩。不一会儿，我们就到了马拉沟对面的刀背梁。当时刮着风，抬头见坡上长满了柴草，也没想后果，掏出火柴。刚一点着，火就顺风势凶猛的扑上了山顶，四处蔓延，吓得我俩扑打了一会儿，汗流浃背，无济于事。对面人家的人，出来又喊又骂。刚好，榜娃他父亲来了。边闪着担子，边喊边骂到:“日你妈的！放回走，让你妈给你拿被子，往法院里走。”吓得我俩腿直发抖。还好，火快到山顶时再不往上着了，那边儿有树林，这边儿着到几里的地方。阴死崖下，没有草，火也就灭了。那一次，也算是给我们了一次教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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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我也考上了商镇中学念高中，当时都是推荐上学，只有72年考了一年，当时我成份高，加之读书无用类等言论，我没有好好学，我们班58名学生，考上了我们18人。当工人参军、上大学等都是推荐贫下中农，我也觉得读书无用，一天只上几堂课，就跑回家挣工分儿了。
我一生一直爱出力劳动，全队上就我的工分高，一般人都是一个月30到40个工分。而我，一个月老是多个工分儿，加班儿割草，背麦糠。晚上，通夜加班儿用打麦机打麦。每天挣三四个工呢。当时，我家是全队上第一个最大的余粮户。我的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姐姐和我，都是主要劳力，两个妹妹还小，但放学后帮忙干活儿，基本上一家子都是劳动力，所以，一家人都是在父亲的带动下，勤劳吃苦。父亲就是我们的榜样。他一生从不求人，教育子女方面非常严格，不准抽烟，不准留长头发，所以我们一家人一直到现在，几代人都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偷不赌，没一个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事。可以说，都是热爱国家，热爱党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从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，对不起别人的事情。
由于勤劳吃苦，我们家的生活一直比较超前，当时所有人生活还比较艰苦，吃蒸红薯、酸菜黑馍、吃稻糠、红薯蔓子、柿子拌的炒面等。割柴割草的人都拿的是红薯、玉米面馍等作为干粮。我们去竹叶沟、阴死沟、茅房岩等几十里的深山沟砍柴担着回来。去时，一般都凌晨四五点了。冬天，天又冻又冷。脚穿草鞋，十几个甚至20多个人，冒着严寒，雄赳赳气昂昂，就像打仗一样，过完木桥，一次又一次地跳过几十次列石，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水里。当担着多斤柴返回几十里地，路上渴了，在阴死岩下，坡根下有一个小石坑，据说，多年来一直流淌着一股浸水，甘冽清甜可口。过往行人，到这里了，所有人都会歇一下，放下柴担子，把带的干粮泡在水里，边吃边喝。那么冷的冬天，但是大家又谝又笑，也不觉得冷，吃完后又继续前进，回来后，有的肩膀被磨烂，脚底打了泡，血都流了出来。第二天又继续去。可想而知，那时候我们是多么的艰苦，多少次，割柴割草，手背被刀砍破，就浇上一泡尿来止血。因为，那时没有创可贴，让伤口自行愈合，然后继续砍柴割草。割草比砍柴要近得多。所以，我们一般都要担斤到斤。回来后，还要加班儿背麦糠，晚上整夜的加班儿，用打麦机打麦子。
（作者手稿）
在高中的时候，我也爱交朋友，基本上班里50多名同学和我都很要好，时不时地在一起逛街道，去丹凤县城看电影《卖花姑娘》《青松岭》《赵四海》《柳暗花明》等。
有一次，我请假去留仙坪拉柴。由于拉得太重，所以在下鱼岭水库的陡坡的时候，由于坡陡弯急，我很快扛不住车子了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灵机一动，就把车子拐进一尺高的麦地里去了，由于车子失去了平衡，就爆胎了。当时，天黑了，也没有修车的，同伙儿带信到学校。正值晚上晚自习，同学们听了这个消息，一下子去了20几个人。你推我拉，说说笑笑地就把车子拉回了家。
那个年代，村上大会小会不断，也经常全县的公社大队，扛着各种彩旗，扭着秧歌，敲锣打鼓，放鞭炮，人山人海，去县里开大会，九大更为隆重，还有粉碎四人帮等活动。
年，我们就高中毕业了，毕业后就正式成了劳动力。回大队不久，队上让我当副业股长。我负责窑上的一切事务，烧窑、出窑、卖瓦。去商县熊耳山大荆煤矿拉煤。那时，车很难找，有时我找不下车，就叫拖拉机去拉。不行，就去大峪沟买柴，还要去丹凤的各个地方联系买砖瓦的单位和个人。那时候只能是人用架子车，一车一车的往县城拉。当时的纸厂、县委、东小、花庙、西小等，都用的是我们窑上的砖瓦。记得那时候，拉一页砖是一分钱，一车拉页砖，是一元五角钱。重量大约就是到斤左右。每次去，我都要拉一车子去验货。一般人都是一天去一次两次，可我和周述鹏，一天老是三次，累的人脚疼、身子疼。当时我对工作极为负责，认真，以身作则，带头挖土晒土，经常步行去县里联系买主，从没有花过集体一分钱。
当时，两岭村是五个队，我们是第三队，是最大的一个队。我们当时人口是户，上工时前面儿的人都到岭上了，后面儿的人还在村口，人是一溜带串的。那时庄稼成熟了，晚上要看庄稼、看墒情，一晚上就要留两个人在地里，一夜睡到天明。饿了，就到地里面拔一个萝卜，拔个红薯，或者弄一个莲花白吃。直接用手擦一擦就吃了。晚上加班儿离不了我，我爱出力，爱劳动，干啥我都争着去做。修河堤时，我最爱抬石头。有一次，我们十几个人换着抬大石头，我们打赌，我一个人抬，他们十几个人轮换着抬。那次我一下子就挣了几个工分。每次干活儿，大家都爱和我在一起。
年，我第一次去西安，当时坐的是一个便车去姐姐家。去西安觉得啥都新鲜，开车的熟人就把我领到大雁塔、新凤公园、革命公园、动物园浪荡，又去了西安市武装部长家送了一付案板。吃饭的时候人家说，蒋介石死了，是内部消息。他还领我去北门大寨饭馆吃饭，第一次吃排骨，心里想，咋买的骨头让人吃，他给我夹了一个，我一吃觉得非常好吃呢。总之，第一次出远门儿，觉得一切都很新鲜，到处都是马车、兜兜车代替现在的出租车，车水马龙，那时车很少，就是电车和公共汽车多一点儿。代步工具就是自行车。回来以后，上工时，大家都问这问那，问我到西安的所见所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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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乡村生活时，救过三次人。第一次，是在窑上干活时，听到说村里周述贤邻居的女儿从崖上掉下去了，我一听马上跑到出事的地方，当时把娃掉到一个大石头旁，满身是血，我就背着她，很快的跑上了车路，医院，后来娃好了，他家还拿礼物给道谢。
第二次，还是一个小男孩儿，当时全公社都在修马鞍岭，改河道工程，刚开始通水，因下雨水很大，河里搭一个独木桥。大家过去都要小心，当时我正在推着一车土，突然听到有小孩儿喊救命，一看一个小男孩儿两只手，扒着板桥，吊在空中，下面的水流得非常急，我立即放下车子，冲到水中，一手抱小孩儿，一手扶木桥。当我出水面时，觉得腿非常疼，这时候一看，鲜血直流，当时水下到处都是修河堤的放炮石，扎伤了腿。上岸后，大人也来了，我医院包扎，一个多星期我都没能干活儿，也属于工伤，那受伤的娃是我外婆家房后面的人，他家长名叫巩书平。事后，他们一家也拿着礼物去我家道谢说破烦。
还有一次，河里涨了水，夏季我和李宽本、李建朝等几个人在河边玩水，游泳。忽然，看到一个人从上游，一浮一沉的漂浮了下来。我们几个看到以后立马游了过去，把他救上岸以后，人已经昏迷了。提着腿，摔了几下，过了一会儿，慢慢地，她醒了过来，当时我认出他是队里一个叫玉斗哥的未婚妻，我赶紧跑回家去叫了他，把她背回去了。
那时经常有危险的事情发生。再陡的坡、再高的树都会去上，再深的水都要去过。又有一次，在竹叶沟割柴，两丈多高，一个石壁，我从上面不小心滑了下去，摔得脚腿都烂了。自己爬起来一看，没事儿，又继续砍柴。还有一次去河里的窑门沟口猪地摘棉花。我到树上摘蛋柿，不小心掉下去了，还好没有大碍。又有一次，我上振邦哥家的平顶树上摘蛋柿，一下子树枝断了，我就往下掉，当时心里明白，一下子抓住下面的树枝，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还有一次，割草回来，下了很大的雨，河水涨得很大，有一人多深。当时，我担着多斤的草担子，往水里一下，草担子结果给飘了起来，我只能一手推着草担子，一手搏击水，危险极了，一沉一浮地前进着，好不容易游到岸边儿草担子一下子加重了。我使出全力，把它扛到了饲养室。
到了年后期，到年，那时修磨丈沟水库，引水到两岭村水渠，大队抽出一些强劳力。大多数都是年轻人，当时按一个人几米，来完成工作任务。我每次都是最早完工，我的秉性是争强好胜，在艰巨的任务面前，都能提前完成任务。从滚峪沟的河里往小沟梁上担石头，担着担着，忽然听到中坪村大队广播里说伟大的周总理去世的消息。当时，我们几十个人全部感到很意外，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，同时每个人都泪流满面，也停止了劳动，站在那里哭着听着。通水以后，干旱季节，白天黑夜都要灌溉，当时村干部是周治明。本来晚上浇水，让党员干部巡渠，但是每次都是让我去。修苗沟水库时，到了春节，还是让党员干部去。他还是叫我去了。一天补助二斤细粮，是1斤面1斤米，白天干活儿，晚上睡在帐篷里，大家玩儿着谝着。
当时是农业学大寨时期，不准搞家庭副业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七八个去涌峪沟拉柴，踏着冰雪，背着多斤的柴，一次又一次背到住的地方，也就是旅社。睡在当地人家的柴草楼上。第三天后就往回拉，一车子基本上都拉0多斤，回来后卖了30元钱，剩下的自己烧。结果大队上知道后，就把钱和柴都没收了。还说是破坏农业学大寨。
随着政策的宽松，有一次也就是腊月初八吃过腊八粥，第二天我们十个人一块儿准备去河南内乡县拉红薯片子。当时粮食不够吃，所以我们11个人，初九晚上开始出发，我现在还记得有我李军富、李容忍、李新忍、李宽诚、李振海、李宽本、李高兴、巩书盈等。当时，在我们队的窑上，一人拿了一个柴棍，把架子车一个套一个。一路下坡，车套车就像一条龙飞快地跑着，一路唱着，笑着，遇到紧急情况，大家口喊一二，马上用柴棍子扛到车底下刹车，一路浩浩荡荡到内乡县已是晚上。人家连夜把楼上的红薯片，拿下来过称，装满车子还买了一些粉条，房主给我们做了饭，白面掺杂红薯面，吃了后就出发了。连夜赶路，冷冬寒天，回来是上坡，拉得人浑身汗流浃背。累得大家睡在人家场地里的红薯蔓子里。有时候，干脆就睡到柏油路上。第二天起来冻得人膝盖疼。到了资峪沟，家里人骑车接来了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到了78、79年，我们村五个生产队分成了12个队，我们三队分成了四个队，当时大家选我当队长，我一生不爱当干部，但大家硬是让我当，我就干了。当时，抓地就是抓纸蛋，我手气很好，一下子抓了个一号就是稻旱地，每块儿都是第一块，第一块地也是最好的。也离家最近，不管干啥我都冲在前面，我一生没有自私自利，但我脾气不好，看不惯懒人和爱迟到的人，上工来太迟的就让回去，不好好干活的，有时候还会骂上一句。
后来，我想出去打工，就让父亲顶替我当队长。就这样，我和周榜娃、周中民去了西安灞桥电厂干活。打那以后，便开始了我长达36年的打工生涯。
（作者手稿）
：周中新，男，高中毕业，农民，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两岭村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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